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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成功的成功小故事

時間:2018-10-15 15:58:59本文內容及圖片來源于讀者投稿,如有侵權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詩盈 我要投稿

  成功人士有那么多,那到底有哪些呢,小編今天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成功人士的小故事,大家有時間可以閱讀一下,有需要的也可以收藏起來

  李河君的成功小故事

  “首富輪流做,今日到我家”,用這句話來形容如今的李河君是最為恰當的了,1月27日,漢能薄膜發電股價狂漲,上漲10.36%,成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光伏企業,加上水電、地產等非上市公司資產,使得漢能薄膜發電股東李河君身價達到2000億,超越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成為了新一屆中國首富。

  李河君出生于廣東省河源市,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1994年,李河君創建漢能控股集團。漢能自成立之日始即致力于“用清潔能源改變世界”。漢能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清潔能源發電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陽能企業。

  李河君1988年大學畢業后,靠著從大學老師那借來的5萬元起步資金,通過賣電子產品、玩具等,和17個伙伴一起,通過6年的積累,到1994年底積累了七八千萬的資本。本來打算收購上市公司坐莊,但是經過對水電站市場的考察之后,李河君改變了初衷,轉而進入了能源行業,以1000多萬元收購了河源東江上一座裝機容量為1500千瓦的小水電站。之后,再次通過并購將旗下電站的裝機量擴大到了幾十萬前往,產業覆蓋浙江、廣東、寧夏、云南、廣西等地。

  2002年,云南省規劃建設8座百萬級千瓦水電站,李河君簽下其中的6座,總裝機規模達2300多萬千瓦。但是這一計劃卻遭到了當地發改委的阻撓,因為發改委不相信李河君能干成。于是,李河君憤然將發改委告上了法庭,李河君最終拿到了金沙江上“一庫八級”中資源最好的金安橋水電站,該電站總裝機容量300萬千瓦。

  跨步入光伏行業

  2009年,李河君開始進行產業升級,涉足到了光伏行業。當時,正式光伏行業的“拐點”。此前,得益于歐洲市場的巨大需求,光伏產業飛速發展,2008年光伏全球安裝量增長了1倍以上。但是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的的光伏行業進入了衰退期,很多知名企業都因為產能過剩而破產,包括無錫尚德。

  李河君進入光伏行業時,選擇了薄膜太陽能領域并于2011年寒冬來臨之際開始投產。2012年,李河君即宣布投產的8大光伏基地總產能已經達到3GW,超越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Solar),成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陽能企業以及太陽能發電系統集成商。

  盡管薄膜的市場遠不如晶硅,市場占有比例還不足1層。但是,李河君卻在公司內部力排眾議、大舉投資薄膜太陽能,并且還在多個場合推崇薄膜發電技術的前景,甚至表示“薄膜發電引領終極能源革命”。

  漢能薄膜被詬病

  進入光伏領域之后,李河君頻繁出現在公眾面前,或參加會議,或接受媒體采訪,向外界宣傳薄膜發電技術的廣闊前景。2013年底,李河君著書《中國領先一把》,提出以光伏革命解決中國的能源瓶頸、助推經濟轉型。李河君認為,太陽能是最符合21世紀發展需求的新能源。

  除了光伏企業的發展路線存在爭議外,其漢能薄膜發電還被詬病“過度依賴母公司”。在李河君的計劃中,其光伏產業布局是“打通全產業鏈做出規模”。即從原材料、高端裝備制造、電池片生產到太陽能電站建設,形成完整的“全產業鏈”運作模式。

  2013年2月,漢能集團及其一直行動人持有的漢能薄膜發電的股份從20.28%漲到了50.56%,成為了控股股東。此后,漢能薄膜發電向控股股東漢能集團發起了多項收購,連續收購了其多項知識產權和技術研究公司。

  2013年年報顯示,漢能集團是其唯一客戶。這種情況在2014年上半年并未有多大好轉,2014年上半年,漢能薄膜發電的來自漢能集團方面的營收達到31.6億港元,占其總營收的98%。2014年上半年,漢能薄膜發電的應收賬款為62.4億港元,其中,最大頭的是應收合同工程款項,為41.57億港元。

  漢能薄膜發電在2014年半年報中稱,公司的流動資金十分依賴漢能集團聯屬公司是否能及時結清進度款項。不過,對于來自于漢能集團的應收賬款,漢能薄膜發電方面“無抵押款或其他加強信貸措施”,僅憑借漢能集團的信譽,漢能薄膜發電董事會認為,漢能集團“能夠按時結清所有進度款項”。

  成“新首富”出名

  漢能薄膜發電在2014年一年內漲幅達255%,進入了2015年,股價漲幅更是“任性”地在1月23日以來的3天內達32%,市值迅速膨脹至1500億港元。1月27日,漢能薄膜發電上漲10.36%,報收3.73港元。在這前一天,漢能薄膜發電上漲13%,得益于漢能薄膜發電股價的上漲,加上水電、地產等非上市公司資產,漢能薄膜發電大股東李河君的身價“有可能”達到2000億元,取代馬云或者王健林成為中國的新首富。截至1月29日美股收盤,馬云身價為263億美元(約合1644億元人民幣),王健林身價為267億美元(約合1669億元人民幣)。

  之所以是“有可能”,原因在于李河君到底持有多少股份,對于外界而言仍是一個謎團,一說超過50%,一說超過90%。不論李河君是否真的成為了內地財富“一哥”,他都因此成為了輿論焦點。

  黃愷的成功小故事

  黃愷的低調早有耳聞。但當這個來去匆匆的高瘦男孩,端著紙杯子出現在記者面前時,還是讓人覺得意外:一件紫色的橫條毛衣(如果留心注意,他曾幾次穿著這件衣服出鏡接受采訪),隨意裹在身上的寬大棉服、運動鞋、凌亂的發型……如果在街上遇到,一定以為他是中關村某公司做IT的。誰能想到,這個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年輕人就是三國殺的創始人,如今,他更是登上了《福布斯》中文版三十歲以下創業者的榜單。

  提起自己這次上榜,黃愷顯得十分平靜:“我的宣傳通知我,我要被選進《福布斯》榜單了,也沒人征求我的意見,反正我覺得周圍也沒人看這個。”

  采訪中,他時而自信,談到“游戲是一門藝術嗎”,他篤定地說,“當然是,游戲太是藝術了,和創業家比,我更承認我自己是藝術家”。時而感性,“我最近看《源代碼》,在電影院里哭得稀里嘩啦的”。時而和記者辯論起“達芬奇是個感性的人還是理性的人。”但更多的,是他在采訪過程中幾乎一直保持著的“云淡風輕,處變不驚”的狀態。

  每個問題,他都會思忖良久后慢慢作答。他會在回答一個問題時突然思維跳躍,然后又不留痕跡地繞回主題。只有在談起他面前桌上擺滿的桌游產品時,他才略顯激動,語速加快。

  然而這樣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卻總能化百煉鋼為繞指柔。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他會巧妙地繞開、推回并反問記者;問到創業初期的艱難,他會問宣傳:“哎,我不記得了哎,你說,我有過什么艱難啊?”當記者讓他用一個詞評判自己,他會說:“我很少評判自己,你看見我是什么樣,我就是什么樣。”最后拗不過,只得說,“如果非要貼一個標簽的話,我覺得低調可以算一個吧”。

  的確,低調如他。就像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三國殺,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它背后的黃愷一樣。

  “他們不讓我玩電子游戲,那我只好自己做游戲玩。”

  如果說“天分”這個概念真實存在的話,黃愷一定是有桌游天分的。10歲,在大多數男孩子還在外面灰頭土臉瘋跑瘋玩兒的時候,黃愷已經開始自己做游戲了。因為父母是最早的一批知識分子,所以對黃愷管教很嚴不讓他玩電子游戲,甚至把他的漫畫都封起來禁止他看。在硬件條件不足的情況下,黃愷自己做了很多桌面游戲。他在紙上畫地圖、畫小人,在地圖上打仗。這個游戲被他周圍幾個比較鐵的哥們兒從小學一直玩到初中。

  上了高中,熱愛游戲的黃愷就給自己定了個小計劃:以后一定要考個和游戲相關的專業。但那時國內還沒有游戲專業。直到高考時,他發現了傳媒大學新出的游戲專業。“就好像被提醒了一樣,那個專業好像遠遠地告訴我,這就是我想要的,很宿命的感覺。”  “三國殺有很多優勢是殺人游戲沒有的。”

  如愿上了自己從小就喜歡的專業,黃愷開始尋求更廣闊的桌游領域。在網上,他了解到了國外桌游的發展,于是主動尋找國內桌游的門路。“但在國外桌游發展的幾十年期間,國內是一點都沒有發展的。”陰差陽錯間,黃愷在大二的時候去了西直門的一家桌游吧,“那有可能是全國最早的桌游吧了”。在桌游吧里,一小撮人玩著國外的桌面游戲,這個場景讓黃愷感觸頗多。“我當時在想,有沒有一款桌游的題材和概念是可以讓中國人方便接受的,不會像國外桌游那樣難以領會。”

  2000年時,殺人游戲在國內開始流行起來,但到2007年以后,逐漸開始沒落。黃愷看著殺人游戲從輝煌到衰敗,看著很多“殺人”吧經營不下去,一家家關門,感觸良多。“我當時覺得這個游戲不那么耐玩,也有很多局限性。接觸了很多國外桌游后,我想設計一款可以改變殺人游戲的局限性,又可以融合本國特色的桌游。”

  然而“三國”的題材也不是黃愷一開始就確立的。他之前想過很多題材,甚至想把大學同學、老師、教導主任都作為角色編到游戲里。“但最后放棄了這個想法。類似的想法蹦出了一個又一個,隨著想法深入后又不斷被否決。就連想到三國的題材后,也經歷了漫長的設計過程。”

  “三國殺淘寶店的最佳客戶就是杜斌。”

  一開始把自己做的三國殺放到網上去賣,黃愷只是想賺點零用錢而已。“最開始的兩個月只賣出去一兩套,但是第二個季度就能達到十幾、二十套。那段時間的發展速度是比較驚人的。”

  黃愷實話實說,這樣的好銷量一開始是沒想到的。但他有一種直覺,一定還有很多像他一樣喜歡桌游的人會接觸到并喜歡上他的產品。

  的確,黃愷做的手工三國殺在淘寶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積累,玩的人越來越多,清華、北大、廣院的客戶紛紛反饋,說非常喜歡這個游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游卡桌游的CEO杜斌了。

  杜斌當時在清華讀博,因為一個瑞典朋友,也接觸到了桌游。為了了解國內的桌游情況,他隨手在淘寶搜了一下,結果搜到了黃愷的三國殺。而后杜斌和黃愷一拍即合,成立了桌游創意公司。

  本著對淘寶累積銷量的反饋,黃愷清楚地認識到,在現有環境下做桌游創意,前景還是不錯的。“反正投入的也不多,就算是小小的冒險,也不會賠掉太多,還有很多后路可以走的。”于是在租住的小房子里,黃愷、杜斌和相熟的三四個同學組建了“游卡桌游工作室”。  “每當產品做出來時,就覺得當初的爭論其實沒那么重要。”

  提起最開始創立工作室的日子,黃愷回憶起來都是滿臉的笑:“那個時候最歡樂的就是,大家每天混在一起,出了游戲測試,就都湊在一個小屋里玩兒。包括給我們做衛生的阿姨,那時候也玩得很不錯,現在已經是我們公司管庫房的資深員工了。”

  一直到2008年夏天,加入工作室的人越來越多,杜斌和黃愷終于決定成立公司。但人多的地方就有江湖,黃愷和他的公司成員們經常因為概念或者意見不同引發爭執。“因為桌游這個事物太新了,大家都沒有什么有說服力的觀點,所以就從討論,到針鋒相對,最后演變成唇槍舌戰,甚至會鬧一些情緒。但是最后肯定會做一些讓步,多半是我讓步。”黃愷說完大笑。“因為我有我的理念嘛,我會在一些非常細微的細節上較真,比如我之前接觸國外桌游比較多,國外都是順時針進行,但大家都覺得可能逆時針操作起來會更方便一些……就是這些小細節,我們都會為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想法去爭論。”說完后,黃愷頓了一頓,補充道:“都是為了游戲。”

  “躺在床上大腦供血量多一些。”  身為游卡桌游的創意總監,黃愷的大部分工作是設計好玩的游戲。最近,他也遇到了壓力。“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國內沒有人做的,就算在國外,這種以一個公司的形式研發桌面游戲的模式也是非常少見的。”因為客觀原因,黃愷經常要在游戲的產品質量和出品時間之間做權衡,

  做妥協。“肯定是要有一些取舍的,如果我因為一些事情較真,肯定會影響產品的運作周期。”提起這些不得已的情況,黃愷滿臉無奈。  “我習慣于把很多問題自己憋著想,很少和別人討論,可能我老覺得這個問題我自己一個人能搞定。”提起自己事業的坎坷,黃愷不得不老實承認自己的處事方法,“如果自己實在想不出來,要么放棄,要么找另外一條路,但就是很少拿出來和別人說。”  “那你靈感枯竭的時候怎么辦?”記者問。“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閉著眼睛慢慢想,因為躺在床上大腦供血量比較多一點。”說完黃愷又忍不住笑起來。

  “其實桌游最主要的標準就是能玩。”

  現在,黃愷手下帶領著四五個設計師,在開發新桌游的道路上奔波。現在市面上的桌游產品黃愷也會關注,但是“一些原創的桌游時間都還不夠長,都是這幾年剛剛做出來的,需要市場和時間的考驗,還有很多都有點急功近利了。一款游戲,如果只是為了一個比較古怪的題材,而忽視了游戲內涵、美術、產品包裝,這樣的游戲是不行的。但是也有一批比較優秀的作品,比如《風聲》,我自己就很喜歡。”說到桌游產業,黃愷侃侃而談。

  “衡量一款桌游,最基本的標準就是要公平。”黃愷的公司有一套衡量游戲的標準,每出一款游戲,他們就要按照標準嚴格打分。“分數比例最高的是包裝和產品美術設計,因為這些都是非常直觀的東西,能讓玩家一眼就喜歡。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游戲的平衡性和公平性,這也是讓玩家持續玩游戲的根源。剩下的比例都不太大。”

  “但是每款游戲都有自己的飽和度,三國殺、網游都是這樣。”談到今后桌游的發展趨勢,黃愷有自己的擔憂,“而且桌游這個圈子現在很小,除了三國殺,其他游戲的流行程度都不太大。”黃愷說,自己要在三國殺的品牌上,建立更多的游戲,讓三國殺成為桌游的橋梁:“我要利用群聚效應,讓不玩桌游的人通過三國殺接觸桌游,再讓已經接觸桌游的人多玩一些不同類型的游戲,試著做到讓大家不會對某個游戲產生厭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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